犹太人也曾受排挤。回溯历史发现，如今华人的处境和100年前的犹太人极其相似。1900年，犹太人在哈佛新生中占7%，到了1922年，达到近22%。当时的哈佛校长洛威尔(A. Lawrence Lowell)给犹太人设了一个上限：15%，受到教职工的反对。于是，哈佛招生委员会开始利用“个性”等含糊标准来限制犹太人。今天，犹太人已经打破了这个限制，他们占美国人口不足2%，但在名校的教授和学生都稳定在20%以上，犹太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?

　　捐款意识不强。以哈佛为例，平均年经费23亿美元，2009年，哈佛学费收入不足10亿，还发放了4亿多奖学金，其余差额来自捐款和投资。越是顶级私校，经费中捐款所占比例越大。要维持优秀的师资，一流的教学环境，前沿的设备，都需要金钱作后盾。华人的捐款意识薄弱，认为已经交了学费，为什么还要额外捐款?要知道，公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。而私校的经济来源除了学费，更依赖于家长和毕业生的捐款。战后犹太人不再受名校歧视，重要原因之一是：他们出钱出力不仅捐款，还注资名校，成为校董。从短期看，向学校注资，个人的收益不大，但对于整个族裔的未来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2014年9月，香港陈曾熙家族捐款3.5亿美元，成为哈佛创校以来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，对华人的形象有着非常正面的作用。但是，大部分华人还是不爱捐款。国内某位中专院校校长，他曾负担11个贫困儿童的学杂费，连续10年为当地修建铁路“捐款”，而这些是直接从工资里扣，比例也是按级别定好的，没有“自愿”这一说，也就是说：并非出于慈善的目的去做公益，而是上级强制的后果。长此以往，我们也就习惯了“强制”，对国外这种约定俗成“自觉自愿”的捐款文化“水土不服”，或根本意识不到。再加上近些年中国红十字会的丑闻，华人很担心自己的捐款，成为某些机构的私人名包、名表、名车。事实上，北美的绝大多数慈善机构和私立学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，捐赠人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私吞或挪用。

　　回馈社会的基因不足。从社会学角度来说，名校的录取名额是一种稀缺商品，必然牵涉到不同价值观的权衡。哈佛注重招收校友子女，占学生人数的12%，因为校友给了哈佛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大量捐款，而捐款体现了家长回馈社会的基因，这种基因会陪伴学校代代相传。大陆的孩子玩命做题、拼补习班，毕业后除了做题特棒，收拾家务、孝敬父母都不会。身在海外的华人，多数已认识到这个弊端，但在那部大机器中转得久了，一时难以摆脱惯性。来到加拿大，很多华人学生和家长对社区服务漠不关心，认为只要学习好就行了，也不喜捐款，造成一些私立高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不愿再招收华人学生。

　　学生个人特质不明显。此外，华人被名校拒绝的最常见理由之一是缺乏特色，千人一面，彼此之间没有区别，仿佛是一个机器里切出的饼干，大同小异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“个人特质”在大陆被视为“杂草”，被思想教育课、标准答案等修剪殆尽，第一代大陆移民的观念形成后，在教育子女时还带着惯性。很多华人家长，推孩子学乐器，学绘画，当孩子决定要以此为职业时，又竭力劝阻。

　　社区服务意识淡薄。很多海外华人给西方人的印象，好像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有些移民虽然享受着民主制度带来的好处，骨子里并不认同民主制度，不关心所在国的政治和走向。那么，作为西方国家来讲，花时间和金钱着重培养这样人的子女，是不是风险很高?会不会情愿?于是，我们的不关心政治、不参与投票，正在把我们自己不断边缘化，放弃话语权。我们华人应认识到，虽然在当代中国共产社会自觉参与政治、主动争取权益是危险的，而在西方社会则是行之有效的，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同。再看看犹太人，2013年，行使美国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共有32名犹太裔议员，占美国总人口不到2%的族裔，其参众议员却超过7%。2013年，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犹太裔，占33%。

　　不讲诚信成本巨大。在中国，学校教你要遵守交通规则、尊老爱幼、真实诚信，但你出门不会这样做。老师和社会上的其他人，也不会这样做。教的和做的有极大的反差。这种风气也吹到了国外，很多学校已经发现作假的问题，学校对收进学生的期望和学生的实际水平有落差。有的家长为了让申请材料精彩，以孩子的名义创办机器人社团，为了不占用孩子时间，家长自己跑前跑后，做孩子应该做的工作。有些名高中的华人子弟，为了拿到高GPA，联手作弊。在北美，学校里教孩子诚信，社会生活中也有个人的诚信记录。不诚信，整个社会系统会有反映，违规者要付出代价，也许还殃及同族裔的其他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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